洋务运动兴起于第二次战争之后，当时的清朝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局势。

　　在内忧方面，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极大地冲击着清朝的统治秩序，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清政府疲于应对，对国内的稳定局势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外患来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的接连失败，使清朝的国家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军事和工业技术进步，在战争中以先进的武器与战术，轻松碾压还依赖传统弓箭、长矛和土炮作战的清军。例如，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索取巨额赔款，还割占土地、开放通商口岸等，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都遭受了重创。同时，西方工业革命促使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发展，其工业产品以及农产品在质量和成本上都远超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逐渐丧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结构挑战。

　　在这样的局势下，一些开明且有远见的清朝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强大，深刻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也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长期潜在威胁。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这些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洋务派，他们积极主张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来强兵富国，从而掀起了一场旨在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期间积极创办军事工业，旨在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提升中国的军事装备水平与国防实力。

　　例如，1861 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安庆的安庆内军械所，它是清末洋务运动最早官办的新式兵工厂，也是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这个工厂属于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大炮以及火轮船等。其有着两大重要成就，一是在 1862 年 8 月，尽管设备简陋、科学技术人员经验不足，但还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二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并且在 1864 年，又进一步 “放大” 建造了 “黄鹄号” 火轮船。而且安庆内军械所与后来多数军用工业不同，它在没有雇用外国人的情况下，仅靠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参照买来的西洋火器、轮船以及西方的科技书籍，自行完成了蒸汽机等的设计制造。

　　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极大的军事工业公司。总局设有多个分厂，例如制造枪炮的分厂、制造轮船的分厂以及制造火药、炮弹等弹药的分厂等。这里汇聚了众多中外技术人员，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的枪炮弹药等产品不仅供应清军使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善了清军的武器装备，而且部分产品还展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代表了当时中国军事工业制造的较高水准。

　　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样意义重大，其专注于轮船制造与海军人才教育培训。船政局内设有多个船坞、厂房，拥有从国外引进的先进造船设备和专业的造船技术团队，在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 20 艘军舰中 15 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南洋海军 23 艘军舰中有 14 艘是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出产，广东海军 18 艘舰船中 9 艘由福州船政局制造，为近代中国海军舰队提供了诸多性能优良的舰艇，是推动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力量。

　　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使中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具备了自主生产近代化军事装备的能力，为提升军事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后续军事发展提供了技术与人才储备。

　　为解决军事工业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原料、燃料以及交通运输等诸多问题，并期望通过发展民用工业实现 “求富” 目标，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民用工业。

　　轮船招商局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企业，由李鸿章于 1872 年开始招商筹办，1873 年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杰出代表与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起初，招商局核定资本为一百万两，1882 年增至二百万两，通过招集商股银并结合各海关拨官银作为资本。其总局设在上海，分局遍布烟台、牛庄、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轮船招商局在发展历史中有诸多亮点，例如 1876 年 3 月，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举行换旗过户，这是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同年 12 月还与英资太古、怡和签订第一次齐价合同，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航运权益。此外，它还不断拓展业务，像 1882 年投资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 —— 开平矿务局，1896 年 11 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 —— 中国通商银行等，对推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开平煤矿也是洋务派创办的重要民用工业之一，其目的是为军事工业和轮船招商局等公司可以提供充足且廉价的煤炭资源。开平煤矿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在采用了西方先进的采煤技术与管理模式后，煤炭产量不断攀升，不仅满足了国内诸多企业的用煤需求，还有力地了外国煤炭在中国市场的倾销，降低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成本，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煤炭运输业等，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同样不容忽视，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其规模宏大，涵盖了从铁矿石开采、炼铁到炼钢等一整套钢铁生产流程。尽管在创办初期遇到了如设备选型与原料适配性等诸多问题，但经过一直在改进与摸索，汉阳铁厂逐渐走上正轨，生产出的钢铁产品在国内铁路建设、军工生产以及民用机械制造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钢铁依赖进口的局面，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如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外国经济侵略等，还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方面技术与管理人才。

　　在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屡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的背景下，洋务派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近代化新式海军对于保卫国家海防安全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于是着手筹建新式海军舰队。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时期筹建的顶级规模、实力最强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在山东威海卫正式成立。其筹建过程颇为曲折，早在光绪元年（1875 年），光绪皇帝批准总理衙门建议，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最初，李鸿章先是从各省水师及福州船政学堂借调优秀人才作为骨干协办海务，接着着手购船事宜，先是订购了伦道尔炮艇（蚊子船）用于海口防御和士兵操练，随后又向英国订造了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等主力战舰。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大部分还到过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同时，还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设立北洋水师学堂等机构用于培养海军专业人才。到 1888 年成军时，北洋水师主要军舰大小共有 25 艘，辅助军舰 50 艘，运输船 30 艘，官兵 4000 余人，根据《美国海军年鉴》记载，其总实力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成为当时捍卫中国海防的重要力量。

　　南洋水师同样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近代化海军舰队之一，其发展虽不及北洋水师那般规模宏大，但也在保卫东南沿海地区发挥了非消极作用。南洋水师的舰船来源既有国内自造，也有从国外购置，舰队涵盖了巡洋舰、炮舰等多种舰艇类型，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福建以及广东等沿海区域，承担着巡逻、护航以及抵御外敌侵犯等任务，与北洋水师相互呼应，共同构筑起中国沿海的海防体系。

　　福建水师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依托福州船政局在造船方面的优势，福建水师配备了不少性能优良的舰艇。其在日常负责福建沿海及周边海域的防卫工作，并且在培养海军人才、传播近代海军知识与技术等方面都有着积极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在地方的发展。

　　新式海军的建立，在增强中国海防、抵御外敌海上入侵方面有着重大意义，改变了以往中国沿海几乎无有效防御力量的被动局面，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升了国家的海洋主权意识和海上防御能力。

　　为了培养适应洋务运动发展需求的各类专业人才，洋务派创办了众多新式学堂，涵盖了不同的专业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京师同文馆创办于 1862 年，是当时的国立外国语学院，也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之一。最初设立时只设英语馆，后来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语言馆。四年后，还开办科学馆，学习科目进一步扩展到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学等。它有着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 “四书五经” 之类的传统科目，开创了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先河，也是中国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的学校，旨在培养翻译人才，让清政府能够 “欲悉各国情景，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为外交等领域输送了不少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打破了以往对外交往中的语言障碍。

　　天津水师学堂由李鸿章奏请创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之一。学堂以培养海军军事人才为主要目标，设置了航海、管轮等专业课程，不仅教授海军作战、航海技术等专业相关知识，还注重学生体质与纪律意识的培养。学生们在这里系统学习天文、地理、几何、代数等基础知识以及枪炮使用、舰艇操控等专业技能，毕业后大多投身北洋水师等海军舰队，成为海军建设的中坚力量，为提升中国近代海军的专业素质和作战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湖北自强学堂也是洋务运动期间颇具影响力的新式学堂，它涵盖了方言（外语）、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等）、商务等多个学科门类，采用西方先进的教育学生的方式与课程教学体系，注重培育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培养出的人才在翻译、工商业、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推动了湖北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化进程在不同方面的发展。

　　这些新式学堂培养出的翻译、军事、技术等各方面人才，为洋务运动各项目标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促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军事工业方面，像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通过引进国外设备、学习制造工艺，让中国开始具备自主生产枪炮、轮船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能力，结束了以往完全依赖传统手工制造或进口的局面。民用工业中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企业，运用西方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模式，参与到市场运营中，改变了中国传统单一的经济结构，开启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先河。

　　其次，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培养了力量。民用工业在创办和经营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与近代工业相适应的管理办法、生产流程以及市场运营模式，这些都为后续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办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同时，各类新式学堂培养出的翻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不仅服务于洋务企业，也逐渐流入到民间，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人力支撑，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成长。

　　最后，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军事上，新式海军的建立，如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等，改变了中国沿海无有效防御力量的状况，提升了国家海防实力，也让人们对海洋权益和国防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在教育方面，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打破了传统封建教育的束缚，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出的人才更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在思想观念上，洋务运动带来的西方先进理念冲击了封建保守思想，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世界局势，寻求变革图强之路，为后续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之，洋务运动虽未能彻底改变中国当时面临的诸多困境，但其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洋务运动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划，这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的洋务运动主要是各地督抚依据自己所处地区的情况，自行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来开展相关建设活动，像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军械所，张之洞在汉阳打造汉阳铁厂等，都是各地方自主进行的行为。而清廷并没有像后来苏联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那般，有着中央统一设定的计划来对整个洋务运动进行统筹筹划与指导，清政府在其中也没能充分的发挥指挥协调的作用。这种分散式的发展模式使得洋务运动开展得较为杂乱，缺乏系统性，各个项目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配合，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限制了洋务运动整体效能的提升。

　　在洋务运动开展的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一直是慈禧太后把持着朝政大权。慈禧太后思想守旧，她长期深居宫廷，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只一心关注自身的奢华享受，没能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去全力支持洋务运动这样的国家建设事业。尽管朝廷也曾多次派遣恭亲王奕欣或其他大臣出国考察学习西方先进之处，希望借此来推动国内的变革，但这些行动依旧无法改变慈禧太后根深蒂固的守旧观念。她在决策等诸多方面还是遵循传统的思维模式，难以对洋务运动给予更具前瞻性、突破性的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洋务运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去开展，阻碍了洋务运动本可能达成的更好成效。

　　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内部迅速分化出了洋务派和保守派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保守派以倭仁、翁同龢等为代表，他们身为传统的士大夫，虽然和洋务派同属地主阶级，但思想僵化，秉持着封建的、陈旧的观念，缺乏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坚决反对洋务运动所倡导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等主张，认为这些举措是违背祖宗之法、动摇国本的行为，进而处处对洋务运动加以阻挠。而在地方上，封建官府出于维护自身传统统治秩序以及固有利益等考虑，对民间设立的工厂采取严厉的查封措施，遏制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试图将社会经济形态依旧牢牢把控在封建体制的框架内，使得洋务运动在开展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内部阻力，难以顺利地按照预期推进。

　　清朝晚期，官场的腐败现象已经极为严重，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便是当时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这种不良的官僚政风更是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外国资本不断涌入，国内的情况愈发普遍，各个洋务企业之间也存在相互倾轧的现象。不少官员借经办洋务事务之机，中饱私囊，例如在购进原料时故意抬高物料价格，私吞差价，或者挪用公款，把洋务企业的资金挪为己用等。这些行为致使洋务公司运营成本增加、效率低下，不仅难以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反而让外国资本趁机从中获利，造成中国大量的黄金白银外流，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严重削弱了洋务运动继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洋务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一场由地主阶级领导的、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根本，企图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其改革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层面，比如引进西方的先进机器设备、制造枪炮轮船、建立新式海军等，却始终未触及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层面。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站出来进行相对有效的领导，民间资本也因各种限制缺乏对洋务运动的投入，使得洋务运动从根本上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新的生产力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无法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相适配，难以实现对国家从根本上的彻底变革，最终只能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冲击下宣告失败，未能达成让中国走向富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