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日，贵州茅台如期公布了202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营业总收入1738亿元，预计净利润857亿元，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从集团层面看，营收1871.9亿元，利润1207.7亿元，万亿市值的白酒龙头印钞机能力果然名不虚传。

　　论茅台在贵州的影响力，可以简单看看一组数据，2024年，贵州省GDP2.2万亿，茅台市值1.8万亿，说它富可敌省也不为过。

　　当天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关于茅台的重磅消息是省纪委监委的通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丁雄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履职市场监督管理局前，丁2021年8月从省能源局局长的任上空降到贵州茅台集团任一把手，作为贵州本地具有相当分量的国企，此举一度被外界认为前途不可估量。

　　70后，名校毕业，博士学历，多个重要岗位历练，能够说是顶着多个光环进入茅台。

　　丁在茅台的业绩业界还是认可的，履职后全力对茅台的产品体系进行改革，推出茅台1935，两年内成为百亿级现象产品，上线了i茅台电子商务平台，直销收入连年增加，强化和蒙牛、瑞幸咖啡合作，推出茅台冰激凌、酱香拿铁等新品，布局了“喝、吃、品、饮、带”的产品矩阵，茅台IP进一步凸显，这期间，茅台集团营收从突破1000亿到突破1500亿。

　　在业绩高歌猛进中，2024年4月，丁雄军卸任茅台董事长，转任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此举让人浮想联翩，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如果满分是10分，他就给丁打9分，也有人说他是茅台最具创新力的掌门人。还有人说他改革得罪了人，大力开展直销体系建设，中间商少赚了差价，跨界非关联多元化，稀释了茅台的独特价值。

　　丁上任的改革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前任推出的“拆箱令”，2021年10月，将53度飞天茅台之外的茅台酒开箱政策全部取消；同年12月，飞天茅台正式取消“拆箱令”。

　　由于茅特的生产条件，其产能不可能持续提高，因此市场上的茅台酒供应相对不足，动不动就两三千，还不一定有货，茅台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慢慢的升高的价格，普通人根本消费不动，连人民日报等官媒都在质疑茅台高价的合理性，尽管有投资者认为茅台的价值还有巨大上升空间，尤其是对标威士忌、白兰地等国际名酒。

　　但让老百姓喝得起一直是茅台的某种追求，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从省交通厅一把手调来的高卫东董事长出台了“拆箱令”，要求从2021年1月1日起，茅台专卖店系统中茅台酒按照1499元的价格拆箱售卖，厂家会不定期到店里检查拆箱售卖的情况及箱子数量，假如发现箱子数量没有达标，酒厂就会对经销商做出相应的处罚。

　　拆箱令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提高茅台酒的流通效率，打击炒货囤货行为，以此来降低茅台酒的实际成交价格，但效果并不明显。“拆箱令”政策导致了整箱茅台的稀缺性增加，市场行情报价随之上涨，茅台在2021年中秋国庆期间更是涨超3800元/瓶。

　　因为渠道掌握在别人手里，经销商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总会有办法应对检查，据说专用包装箱因此还被炒作到500多元一个。

　　部分经销商和“黄牛党”的囤货惜售、炒货等行为也未能得到一定效果遏制，进一步加剧了茅台酒市场的混乱，使得茅台酒的实际零售价格远超官方建议的零售价。

　　曾经和茅台一起打江山的经销商群体，在利益面前和厂家出现了感情裂隙，甚至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走向对立。

　　因为这件事，茅台集团在高卫东掌权期间还受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的警告，说是刻意哄抬酒价。细说起来也不冤枉，出厂价不变，但专卖店借助厂家政策大赚，消费者没有正真获得实惠。

　　相比于丁雄军从政府到企业的跨界丝滑转变适应，高卫东明显有些不适应，被外界记住的除了“拆箱令”，就是各种警告和质疑。

　　2020年茅台股东会，受疫情影响，股东及股东代表300人出席，往年股东大会的完整流程包括“高管致辞、投票决议、互动环节”，当年被直接缩水成董事长致辞，然后直接宣布会议结束，而董事长致辞也就是念了两小时稿子。高管们中途集体退场时，尽管有不少股东现场纷纷举手，但却被主办方无视，直接宣布大会结束，不给中小股东提问机会。

　　提问没有就算了，竟然连以往的福利都事先不沟通就直接砍了，要不是盯着以指导价购买整箱茅台和生肖酒，谁愿意车马劳顿到贵州遵义的一个乡镇听你念几个小时的稿子。

　　身居高位者有时会将别人的某种企图当做心甘情愿的仰慕，习惯了上下级观念，而忘了对股东负责。

　　不到半年时间，在2020年茅台酱香酒全国经销商联谊会上，高又公开表示酱香酒的年度产量和销售额而被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通过非法定信息公开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公司经营重要信息，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上交所对贵州茅台董事长高卫东予以监管关注，同时证券会贵州监管局也对高卫东做出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严格规定，习惯了行政单位居高临下感觉，如果没有自省自觉，违反相关规定泄露信息也就不足为奇。

　　2020年10月26日，贵州茅台公告称，拟向习水县、仁怀市捐8亿多元用于修路、建污水处理厂、设置救火队，此举虽然有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的考虑，但却让长期资金市场炸了锅，100多名中小股东发起联合诉讼，认为贵州茅台董事会违反公司章程、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擅自替中小股东捐款，其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最后捐款在反对声中作罢。

　　2021年8月，任职不到一年半，高就转任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局长，成为茅台设董事会以来任职最短的董事长。9个月后，接受调查。

　　从政府单位连续空降两任一把手，一方面说明上级对茅台的班子建设很重视，除了税收和GDP，在当前地方土地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茅台是地方化债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也有吸取茅台之前内部人窝案的教训，但接连两任空降均出现严重问题，倒是让各方都没想到。

　　从19岁开始步入茅台酒厂工作，直到2018年被免职，他在茅台工作了43个年头，当了18年的茅台上市公司董事长和8年的茅台集团董事长，外加11年集团总经理。

　　作为遵义土著，对茅台自然是有所耳闻的，1975年，在完成两年的插队生活后，在仁怀政府上班的父亲找到时任茅台酒厂副厂长，通过好友关系把袁仁国送进了酒厂。

　　当时的茅台酒厂，绝对算得上小县城里的好单位，端上铁饭碗的袁仁国，也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他从车间的技术员开始干起，先是学习制酒，后来又学制曲，对酒的起糟、运糟到酒醅入窖等都了如指掌，在车间工作的七八年间，袁仁国基本上掌握了最基础的酿酒工艺。

　　据说，当时的行业技术权威季克良每次下车间检查的时候，袁仁国都会跑前跑后，抓住各种机会学习请教，机灵聪明远超同辈。

　　袁仁国后来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说，自己既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也是一个酿酒匠人，从粮食到装瓶，每一道工序都骗不了他，言语间充满自豪和自信。

　　既有通用知识，又有专业技能，确实是企业管理者取得优秀业绩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具体业务知识，很多人在这方面的缺陷，往往酿成严重的战略错误，因此，商学院的MBA培养不了企业家。

　　除了业务工作干得漂亮之外，袁仁国还能舞文弄墨，不但材料文笔流程，而且在没有打印机的时代字又写得特别漂亮，在八十年代，这绝对算得上稀缺人才。在车间工作数年之后，袁仁国被调入厂办，负责文秘工作。

　　干了几年行政工作之后，袁仁国又重返车间，成为车间主任，位居中层干部行列。

　　从技术到行政，再到车间，在行政与技术之间的交替历练，袁仁国迅速成长，妥妥的复合型人才。

　　九十年代，茅台当时的江湖地位不怎的，连续数年参加国家级企业评选都被拒之门外，搞得茅台人自己都怀疑人生。

　　接到1991年度通知评选时，茅台酒厂纠结还到底报不报，这样一个时间段袁仁国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毛遂自荐，说可以试一试。

　　厂长一听，不好打击年轻人积极性，加之这小平时头脑灵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放手一试，评不上也没关系，就当浪费几张车票，这点钱酒厂还是有的。

　　要不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胸有成竹的袁仁国收拾行囊，单枪匹马直奔京城。有着老字号品牌的加持，再辅以袁仁国巧舌如簧的推介，有的没有的都被他润色成一篇精彩演讲，在一众企业中，茅台艰难脱颖而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硬生生把评选小组给说动了心，给他留了一盏通往最终评选的灯。

　　获评国家一级企业，让全厂上下对袁仁国刮目相看，当年，袁仁国就被任命为茅台酒厂副厂长，郑重进入企业管理层。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外加山西朔州假酒案，彻底将国有企业白酒行业模式掀了底朝天，这种时候也往往隐藏着后来者居上的机会。

　　当时的白酒行业老大是五粮液，五粮液2001年时营收47.42亿元，茅台只有16.18亿元，仅为五粮液的三分之一。

　　别说老大，就连泸洲、汾酒等这些老牌酒企茅台也都干不过，甚至后起之秀的“鲁酒三雄”孔府宴、孔府家、秦池，风头也一度盖过茅台，秦池的姬长孔，敢拿3个多亿竞争“广告标王”，孔府宴的江廷华，把孔府宴的招牌做到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甚至还上了飞机的机身。

　　90年代刚有黑白电视，农村常常看到听到的是扳倒井、孔府家，几乎没听说过茅台，茅台还是习惯酒香不怕巷子深，在仁怀做自己的土皇帝。

　　在茅台摸索20多年的袁仁国，对白酒行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对市场机制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如果还依赖于计划时期的调拔，茅台必然死路一条，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常规。

　　此时作为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还有一件事让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茅台酒厂的年度计划目标是2000吨，但到第三季度，仅仅才完成五六百吨，年终目标眼看恐怕要黄。

　　袁仁国深知，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提高，活跃在各地的代理商们，才是茅台真正的生产力，抓住了他们，等于抓住了茅台未来发展的七寸。

　　为了完成年度目标，袁仁国组建17个精兵强将，立下军令状，开启疯狂地推模式，走南闯北贯东西，大城小县敲门入户，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建立全国销售经营渠道，这就是茅台经营销售团队18人“敢死队”的经典故事。在袁仁国团队的努力下，茅台顺利完成了2000吨的目标任务，较上一年度增长13%，这也是茅台历史上最好的销量。

　　2001年他担任总经理之后，专门成立了销售公司，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凭借强大的营销体系，茅台的市场占有率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增加。2008年，茅台全年营收达到82个亿，一举拿下五粮液，坐上头把交椅，完成了对五粮液的超越。

　　在营销威力被证明后，茅台对渠道逐渐重视，尤其是袁仁国全面执掌茅台集团后，2001年上市后融到的22亿元中，2亿元还了政府当年的投资，剩下的钱除了投资扩产能，就是打广告培养品牌力。

　　营销已然成为茅台内部的核心，当年的18人“敢死队”，慢慢的变成了近千人的大团队，分布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和专卖店，也从1998年的一百多家，扩大到2000多家。在全国开花的同时，茅台还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布设了大批代理商，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竞争容易造成赢家通吃，当市场只认可茅台后，那么茅台就成为稀缺品，谁能到拿到指标，谁就能够得到大量利润，因此，获得茅台的批条，成为代理商，是一条暴富的捷径。

　　那些到茅台酒店久久等待批条的人，不是来看贵州的山清水秀，而是稀缺资源让他们看到赚钱机会，所以才不辞辛劳、跋山涉水。

　　袁仁国的办公室门前，永远门庭若市，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袁总的召见。很多时候，即便他们手中有条子，都未必见上袁总一面，袁安坐办公室，看着源源不断的经销商前来，猛地发现自己权力是那么的重要，就如同封建帝王看着四方诸侯来朝拜自己一样。

　　茅台成为“硬通货”，这是它有别于其它酒品的专属特质，只要你搞到指标，有渠道拿到茅台，根本不用销售，一转手都会赚到巨额的利差，这样的蛋糕，谁不想尝一口呢？

　　有一段时间，贵州开展茅台助农活动，住酒店、买特产、坐飞机都可以按指导价购买茅台，搞得很多人放弃主业，专心买茅台指标，然后转手就大赚一笔。

　　有人说，茅台酒具有金融属性，家里有钱存银行，不如买茅台存地窖，或者买茅台股票。之前有一浙江商人到贵州投资，随便买了2000多件茅台，多年后，投资企业没赚到钱，买的茅台酒赚了上千万。

　　如此稀缺资源，自然那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尤其是手握大权者，纷纷给袁仁国打招呼，要他给自己亲属办理茅台酒的经营权，或者增加指标配额等，这无形中给当事人和茅台的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2000年，他由省轻工厅副厅长任上空降茅台，出任茅台酒厂总经理一职，袁仁国是紧随其后的副总经理，同时兼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时任董事长的季克良，已经61岁，距离退休指日可待，乔洪的突然空降，如此操作，让深谙体制规则的袁仁国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感。虽然乔洪此前没在茅台干过一天，但一个厅级干部的领导能力自然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上，乔的管理上的水准和经营销售的策略确实技高一筹。

　　乔洪上任之后，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开发各种系列酒品，档次不一，价格错次，适合各个层次的消费者；二是大举开拓市场，规模化设立经销商。

　　从乔洪2000年任职到他2006年离任，茅台的销售额，从9.8亿跃升到62亿，增长5倍，乔洪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普遍认可。

　　但意外出现在2007年5月，因为涉嫌接受经销商贿赂，乔洪被立案调查。2010年1月15日，乔洪被判死缓。

　　此后，袁仁国顺位接任茅台集团和贵州茅台董事长，茅台进入发展快车道，一年一个样，不断拉开与同行的差距，其个人也无数荣誉加身。

　　袁仁国显然也没注意这点，在任茅台集团董事长8年和贵州茅台董事长18年后，2018年5月，不同于季克良的65岁退休，62岁的他被免去董事长一职，由59岁的集团总经理李保芳接任。

　　日本人的偷师学艺是世界闻名的，他们一向讲究工匠精神，对待外来事物十分好奇，所以在酒水酿造方面也同样如此，希望培育他们自己的茅台。

　　在有了日本威士忌的成功案例后，借助先进的科技，通过对茅台酒的分析，得出了成分参数，又通过参观交流及其他手段，掌握制造工艺，然后又不知用什么方法顺走酒曲、窖泥等茅台制造核心原料。

　　茅台酒的制作流程与工艺，除了技术因素外，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才是关键，日本虽然掌握了技术工艺，但是赤水河特殊的水文、地质不可模仿，尤其是独特环境形成的微生物，更是浑然天成。

　　因此，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决定了茅台不可能异地建厂，扩大产能也不会立竿见影，更别说出国仿制。

　　明清时期，晋商在全国影响力巨大，作为主营业务的贩盐，利润丰厚，贵州山区少盐，自然成为晋商的重要市场。但贵州道路交互与通行不便，作为北方人，又喜欢有事无事整两口。

　　几千里的路程，自然不能随时回家喝酒，那就只有在遵义本地酿造，用汾酒的工艺，以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毛某、宋某先后改进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为茅台酒。

　　茅台酒酿制使用的发酵剂是大曲，而现在只有山西老陈醋和我国一些优质名酒才以大曲为发酵剂，而茅台酒酿制所使用的高温型大曲是以纯小麦为原料的。由此看来，“茅台老家在山西”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依据，

　　因此，茅台酒的生产，既有汾酒等传统工艺，又结合了当地的水文气候，是历史背景和文化和独特地理的融合。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同样在赤水河畔，同样的历史际遇，为何只有茅台如今声名显著？

　　1915 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虽说关于 “智掷酒瓶振国威” 的故事存在一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茅台自此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名酒，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在列强中争得一地，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民族之光。

　　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茅台镇，茅台人捧出茅台酒为红军洗尘疗伤，茅台酒就此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的红色情缘，还留下了像周恩来和 “不喝三碗不过河” 等诸多佳线 日，周恩来总理指定开国庆典宴主酒用茅台酒，周恩来及开国将领如也非常爱喝茅台，自此，茅台逐渐赢得国酒的美称。

　　建国后，三家烧酒厂整合扩大产能，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央还专门拿出了一笔费用支持恢复茅台酒的生产，借助巴拿马的名声，茅台成为特殊时期创汇的重要抓手，因此主席对茅台酒下达了“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的指示。

　　此后，由于内外部因素，茅台进入连续十多年的亏损期，仅在1964年，在人均奖金只有5元的时代，就亏损了80万元。即使如此，中央和贵州省也想办法让茅台扭亏脱困，配班子、扩产能、给政策，从来就没说将它关闭了之，换别的酒厂，早就破产八百回了。

　　冷战时期，中国把握好时机，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用储存了30年以上的茅台酒招待尼克松，尼克松端起茅台酒杯和周恩来总理碰杯，这一幕被电视摄像机记录下来，并向全世界播送，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据说尼克松对茅台赞不绝口，并由此爱上茅台。

　　正是汇集了太多的历史沉淀，耳濡目染，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对茅台都有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会成为一种购买力忠诚，无论喝不喝酒，提及茅台，就易产生某种共鸣，宴请、送礼、接待等，茅台成为一种象征。

　　时至今日，每一代茅台人都对历史传承有着炙热的信仰，新一代茅台人还秉持着一年一个生产周期的时间法则，归结出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包装5大工艺流程、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并将此提升为茅台文化的组成部分。

　　身处其中的个人，功劳自然有大小，有些甚至还无法替代，但如果说某个人成就了茅台，那就有点过了，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某个人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某个人。

　　平台上的任何个人，无论作用多大，他都只是整部剧的一个角色，是更多人的默默付出，才照耀了他的熠熠生辉。

　　邓公说，对问题的分析，不要过多的讲个人层面，要从体制机制分析，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万亿国企茅台，短期内三任董事长出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相继落马，既有政府机关空降的，也有内部培养提拔的，值得深思。

　　在省属国企中，从披露的信息看，茅台负责人年薪近百万，几乎就是省属国企的天花板，从相对公平的角度看，相当存在竞争力，我估计其他国企负责人要是交流到茅台，估计得高兴好几天。

　　即使是员工，薪酬也高于其他省属国企，更别说地方企业，茅台在当地绝对是特殊的存在，之前有一个处级干部，给茅台投了简历，不久后接到电话说已通过选拔程序，问他考虑多久去报到，他立马回复不用考虑，明天就报到，一年茅台中层，几乎等于三四年其他单位处级干部工资，小学生都算得清楚的问题，自然不用考虑。

　　作为省管国有企业，茅台实现二十多年营收、利润持续增加，这在长期资金市场是比较罕见的，也是它万亿市值的基础，高市值和高股价，说明不仅现在赚钱，人们还看好他未来也继续赚钱。

　　在现有的国企管理机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茅台由贵州省国资委控股，高层由出资人委派，实际上就是委托经营。

　　委托必然产生风险，从所有者角度，希望经营者勤勉尽职，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但从经营者角度，不可避免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还会形成内部利益结盟，高管为了自身利益，会承诺增加另外人员的利益，比如调薪、晋级。

　　作为所有者，管理诸多国有企业，不可能做到完全监督，从成本上、资源能力上均不可行。

　　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受托人和企业利益实现捆绑，比如职业经理人，按照公司实现的价值，依据绩效协议，实现利益共享；二是自己人经营，国企负责人是人们口中的干部，他们的薪酬由上级确定，虽然和业绩考核有关，但差别不大，即使如茅台每年几百亿的利润，负责人的薪酬也就几十万接近一百万，远不及茅台镇那些效益好的小酒厂厂长。

　　国企负责人薪酬机制决定了他们的薪酬水平上限，于是他们只好转而从晋升的方向努力，省属国企负责人作为厅级干部，虽然在晋升副省级方面有机会，但比起政府机关厅级干部，概率还是比较小，要获得优势除非有其他支持力量，有不少违纪违法案件的主角，其中一项共同问题是搞政治攀附，尤其是掌握特殊资源的国企负责人。

　　国企负责人很难证明企业的绩效是由于努力工作的结果，尤其是具有自垄断属性的行业，那么也就不存在按绩取酬的前提，因此，我们常看到国企负责人公布的薪酬几乎都一样，差距不明显。

　　国企负责人身份实际也存在某种混同，从委托经营责任看，他是有绩效协议的，绩效考核对应薪酬待遇和晋升提拔，从管理权限看，他又是出资人代表，是领导干部，某一些程度上还有监督职能。

　　当薪酬水平和公司经营业绩没有实现市场化关联，晋升提拔又没有正真获得实现时，双重身份可能让国企负责人产生激励盲区，原本赋予的监督职能就会异化，就会出现以权谋私、家族腐败现象。

　　在晋升无望的情况下，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会把搞钱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尤其是从政府机关空降人员，当公司实现更好的业绩时，他们会觉得自身努力应该有所回报。

　　就比如茅台，换任何一个人去都可能实现不错的业绩，二十年来都持续实现经经营业绩的提升，因为茅台的基本面在那里，市场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想凸显自己的业绩，就一定是差异化策略。

　　鉴于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的机制，在同一岗位到期必然会被交流，因此，为下一步做铺垫，扩张多元化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新到一个单位一定是人财物的规模调整，才能在任期内出成绩，所以不要反感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不过是按规则做事。

　　但体制都存在官僚因素，万不得已不触及原有利益，只能是新建，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新人听指挥，旧人不反对。

　　很多事后公布的违纪违法案例显示，这些人一般都有任人唯亲、违规举债、盲目上马项目、好大喜功等问题。

　　大刀阔斧、推陈出新、业绩突出的人，假如没有严格的监管，反而容易违反相关规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国企一把手权力确实很大，并且权力寻租空间比较隐秘。由于内部利益的一致性，依靠内部监督很难发现问题，从公开的信息看，同级监督也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纪委书记的薪酬和考核，如果由同级党委管理，如何发挥监督职能呢？

　　由于茅台的特殊属性，会导致巨大的经济利益形成，比如采购、专卖店指标等。外部监督不够，内部监督缺失，掌握特殊资源的国企，天然会形成腐败问题。

　　一方面，国企从事经营活动相对专业，需要一定的专业人才承担具体工作，有限的信息公布外界一般看不懂，内部按程序的工作可以夹杂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普通人对企业内部治理缺少了解的动机，不像公共机构，大部分时间都和社会大众打交道，涉及公众利益。

　　按理说，这类资源资金集中企业，监管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前任已经被严肃处分的情况下，继任者应该会更加警觉，不至于发同样的错误。

　　侥幸心理是有的，背后实际是心理失衡，他们都觉得自己实现很好的业绩，但又没有正真获得对应的回报，甚至回报还不如那些业绩低于自己的人，侥幸心理之外，还有盲目自信，觉得自身能平衡所有关系，能获得所有支持，退一万步也不至于问题暴露。

　　正是侥幸、失衡、自信的心理，导致一个人总觉得别人亏钱自己，事实都在针对自己，所以当被调查忏悔时，他们又好像幡然醒悟，痛哭零涕，一下就清醒地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芝加哥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运气对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有重要影响，他们巧妙地选择世界石油价格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石油价格持续上涨1%，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就上涨2.5%，石油价格变革可跟能力没有半点关系，纯属于外部因素。

　　为谨慎起见，他们又选择了汇率这一因素，同样发现，汇率上涨时，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也增高。同时发现，当行业平均业绩上升时，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也大幅提高。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好运气和坏运气对职业经理人的影响不对等，如果说运气是公平的话，那么好运气和坏运气对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影响应该相互抵消。

　　但实际是，好运气和坏运气对薪酬的影响相差25%-45%，就是说，即使是在不利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依然可以最大化减少自己的损失，充分的利用了好运气，转移坏运气，坏运气的结果更多的由企业所有者承担。

　　国企负责人激励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的绩效评估存在诸多不确定，尤其是像茅台这样的企业，负责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及使出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业绩都能实现超常规增长，无论牛市还是熊市，股价都坚挺。

　　实际上这类企业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容易形成对人力资源的忽视，毕竟在茅台后面，还有五粮液、汾酒、泸州老窖等，茅台并不是不可替代。

　　对国企负责人，首先要身份上明确，职业经理人就是职业经理人，干部就是干部，不同身份对应不同激励机制，市场经济更要淡化干部观念，在企业里都是按合同履职的员工。其次是薪酬应该差异化，即使是同一身份，也要将市场化薪酬考虑在内，而不是强化级别管理，同一级别工资差距也可以很大。

　　明确了身份，就要加强退出管理，以管资本为要，强化产业服务、战略支撑、投资收益，不胜任及时退出，建立国企负责人人力资源市场，提高履职评价信息透明度，增加流动性。

　　国企监管确实是一个难题，既要管得住，又要管得好，尤其是对负责人的监管，建立好防波堤，让企业家精神的活水奔流不息，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

　　很多业界公认的管理者，因为违法违纪，葬送了大好前程，辜负了组织和单位的培养，实际上也浪费了曾经的意气风发。

　　因此，高层将制度建设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角度，用制度供给激活人力资源，在发辉第一资源功效的同时弱化副产出。

　　古今多少事，有太多的人都因为制度的问题出师未捷身先死、折戟沉沙心滴血，功败垂成，末路悲歌。

　　往事令人惋惜，未来值得期待，历史没有假设，这是无情，也是有义，它告诉人们什么是责任和自律。

　　清清赤水河，美味茅台酒，历尽千般成此景，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破解难题路上，道阻且长，行则将至。